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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4月19日电题：不问真相、只贴标签，西方如此用“人权牌”抹黑中国民族政策

——专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关凯

作者黄欣欣

“从整体上说，西方有一大批政客和所谓的‘人权专家’其实并不真正关心中国的少数民族过得好不好，只关心如何把民族议题放进单一的‘人权’叙事结构中，以打压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院长关凯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

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西方有媒体污称这部法律涉及对少数民族进行“强制迁徙”“强制城市化”。针对此类不实指控，关凯认为，这是西方长期“污名化”中国民族政策的又一案例，不仅背离事实，更暴露其“人权”叙事的霸权本质。

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图为会后，全国人大代表走出人民大会堂。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提及“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等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举措，在您看来，这与西方一些人指控的所谓“强制迁徙”“强制城市化”有何区别？

关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迅猛发展的事实，中国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针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出现高流动性、居住格局出现高混杂性趋势而提出的倡导性政策。而西方所指的所谓“强制迁徙”“强制城市化”，关键在于“强制”，隐含的是对少数民族自主性、自愿性的剥夺，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末的不足18%跃升至2025年末的67.89%，人口大规模流动是经济、就业、教育等因素驱动的自然结果，政府无法也不可能强制组织如此规模的人口迁移。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为1.25亿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约为27%，历史性地首次超越汉族人口流动参与度。

当中国社会从前工业社会演变为工业化社会，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社会条件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增进认同，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当今世界几乎不存在单一民族的国家，任何国家都需在社会多元化基础上促进社会整合。

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举措充分尊重个体自愿选择与发展需求，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积极推动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这充分显示出西方所谓“强制举措”的指控罔顾事实。

2026年2月18日，乌江寨板凳龙表演吸引民众观看。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寨里烟火年”系列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参与。中新社记者瞿宏伦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西方不断抛出“种族灭绝”“强制同化”等言论来抹黑中国民族政策。这背后的政治动因与叙事陷阱是什么？

关凯：西方人权话语常把多维度的民族问题压缩成“是否符合人权标准”的单一判断，漠视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只关注这种叙事能否满足其政治利益。这种单向度、片面性的刻意“批评”带有明显的政治操作及霸权特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西方更是把打“人权牌”作为一种“常规武器”，以遏制中国发展。中国民族政策往往被冠以“不尊重人权”的标签，遭到系统性污名化。

事实上，这一话语逻辑刻意回避中国在提升当地生活品质、教育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及推动人口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实质性成就。所谓少数民族被“压迫”“剥夺”“歧视”，是更为常见的字眼。特别是在新疆、西藏议题上，他们甚至提出“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等严重指控?/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