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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宁波4月28日电(张斌)2025年，浙江宁波余姚一家有侨资背景的高新技术企业迎来融资的关键期。此时，有股东却因内部管理、职务发明归属问题产生分歧，提请诉讼。这个案件如果处理不好，企业便有分崩离析的风险。

接诉后，当地法院没有简单开展判决，而是先通过当地侨联，邀请了一位资深侨商企业家担任调解员。这位调解员懂跨国纠纷沟通难的“痛感”，更懂创业者的不易。他用自己的经历耐心调解，最终促使双方握手言和，企业不仅完成融资，还完善了治理结构。

“法护侨企，助梦远航。”事后，企业负责人专程给宁波余姚法院送来锦旗。

诸如此类，跨国纠纷往往产生于利益之争，引发于线上沟通带来的误会。如何以法治精神、专业态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文明底色加以调解，显得尤为重要。

港城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2025年外贸依存度高达78.0%，远超浙江全省的58.7%和全国平均的32.4%。如此之高的依存度，一方面显现出当地产业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耦合，一方面也带来了跨境纠纷解决的高需求。

3月3日，宁波法院“审学研”一体化活动暨“国商看世界”涉外法治沙龙现场。周文斌摄

据此前统计数据，近三年来，宁波法院审结涉跨境案件1926件，标的总额超114亿元人民币(下同)，涉及全球66个国家和地区。

工作十多年来，余姚市人民法院法官顾宏斐对跨境纠纷、涉外审判这些年的显著变化深有感受，“2008年，我成为浙江全省首批基层涉外审判法官之一。刚开始一年才十几件案子，主要是跨国贸易引发的货款纠纷。现在，仅我们余姚法院，一年涉外案件就超百件，增长了近10倍。”

在顾宏斐的印象中，十多年来，涉外案件类型也在变：从买卖纠纷，扩展到公司类纠纷——中外合资企业股东之间、企业内部治理的问题越来越多。“这说明我们宁波的企业长大了。”顾宏斐说。

她的感受，律动于中国对外开放大门愈来愈大的过程中。

特别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来，宁波法院逐渐将涉外纠纷化解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通过打造宁波涉外法务集聚区、浙江涉外海事商事法治服务联盟宁波中心、宁波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等，构建集成高效的涉外法治服务平台。

事实上，这些平台不是挂个牌子那么简单。宁波法院的做法是：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把纠纷化解在“庭外”。

2023年，宁波国际商事法庭挂牌成立，成为全国18家国际商事法庭之一。法庭成立后，宁波的法官们没有坐等案件，而是主动走进慈溪的小家电企业、北仑的物流公司、余姚的侨企，问需求、讲风险。

一位外贸企业负责人说：“以前总觉得打‘洋官司’是件大事，现在法官上门给我们讲，心里有底了。”

涉外纠纷最怕“拖”。跨境送达慢、法律查明难、当事人远隔重洋，一个案子拖一两年是常事。宁波法院的做法是“向数字要效率”。

例如，“域外高发法律风险查询提示集成”应用上线后，企业负责人点点手机就能了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法律风险。一起涉瑞士法律的代理合同纠纷中，法官通过该平台快速查明瑞士相关法典，案件顺利审结，外商权益得到保障。

2025年5月21日，宁波中院与宁波市贸促会签署《关于中东欧域外法查明合作备忘录》现场。周文斌摄

除了“判”，宁波法院更注重“调”。比如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波市贸促会共创的中立评估调解机制，引入第三方专业人士评估案件走向，帮助当事人理性决策。

此前，一家宁波企业与一家东南亚公司的货款纠纷僵持两年，通过这个机制，双方一周内达成和解。截至目前，该机制已化解涉外商事纠纷51件，涉及金额超1.5亿元。调解能成功的背后，是一支“懂国际规则、懂企业、懂外语”的法官团队。

宁波国际商事法庭副庭长邓